[4]然而，从法理上说，宪法是根本法，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以宪法作为根本法律依据的[5]。

由宪法内部因素导致的疑难问题可能由两种原因引发。行为主体在作出相关行为之后，可能会因为有备必审的要求或者因为被公民、社会组织或其他国家机关认为违反宪法而接受事后审查。

一方面，咨询主体提出的宪法问题未必都需要在宪法解释层面解决。第一类行为所指向的具体机关较为复杂，因为在立法实践中，制定一部法律规范通常要经过起草、审议和表决等关键步骤，需要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提出咨询请求需要进一步讨论。具体而言，事前和事中审查是指有关主体在制定法律规范的过程中遇到宪法问题把握不准，提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请示的行为，其中事前审查发生在法律规范的动议阶段，事中审查发生在起草和审议阶段[8]。三、合宪性咨询的主体范围前文提到，合宪性咨询主体既包括制定和监督法律规范的机关，也包括作出非立法行为的机关。其二，与同一问题相关的不同宪法条款之间存在张力，咨询主体从中难以提炼出同时符合各条款要求的行动方案。

又根据监察法第11条，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监督、调查和处置三项，这些职责的履行会影响监察对象的宪法权利[18]，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制定监察法规的过程中有可能提出与之相关的宪法问题。有鉴于此，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规范，推动合宪性咨询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宪法宣传教育的内容上，谨提出需注重的几个方面以供参考。

[54] 参见邢斌文：《什么是违宪——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实践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19-338页。1954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翌日在头版发表社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成为人民宪法[4]孕育过程中的一段佳话。彭真为此批评了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秦川。从领导人姓名出现在标题中来看，习近平宪法标题文章高达29篇，江泽民、胡锦涛、彭真宪法标题文章分别是4篇、6篇、13篇。

[26] 参见李春勇：《表达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人民日报〉相关社论（1978—2014）的法社会学解读》，载《长白学刊》2015年第5期，第63-73页。11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报眼位置继续报道宪法修改委员会四次全会的情况。

例如，裴立坚、何生祖发表《新宪法鼓舞了卖酱油的王老汉》[1982-12-19（04）]，其中描写道：老伴和儿子听了他的打算，心里却不免犯嘀咕，怕个体户好景不长。其中有62篇文章标题同时包含2个检索词，例如《新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982-12-18（05）]，该标题同时含有宪法和根本大法。[28]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455页，以及该书序言。例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宪法规定的原则 辽阳化纤总公司在招工中坚持男女平等》[1983-12-23（04）]讲述该公司领导认为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要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果断决定在分数面前，男女平等，结果录取女工比男工多22人。

[53] 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曾任法工委副主任的张春生同志回忆说，2004年一位副委员长在聊天时说到违宪可是天大的事儿。第二，标识性宪法概念。修宪、释宪、督宪等议题发文量差异缘于我国宪治特点。目前，法学界关于我国宪法文化的研究，有多种问题意识和进路，做出了重要智识贡献。

1988年发文量不算多，或因这次修宪仅有2个条文。[13] 参见朱映雪、孙秦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普及五四宪法的实践与经验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24-128页。

范进学、张玲玲：《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阐释与宪法解释》，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第65页。所以，尽管我们按照文本分析法的研究框架将语料与逻辑两方面四维度都覆盖到了，但本文以呈现客观事实为主、解释性分析为辅。

其二，1999年、2004年和2018年都是修宪之年，第二次修宪的1993年也接近30篇。例如，焦洪昌教授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提炼出宪法宣传教育的体系化、精准化、中国化等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按该书收录文稿，从2012年12月到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一共在5个场合讲到宪法宣传教育问题（详见第14、126、127、205、232页）。再如，2013年曾一度出现宪政之争，一方面，已被注入西方特定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内涵的宪政错误思潮确实产生了不良影响。四、结论、建议与讨论良宪还需善普。全文含宪法至上或宪法以其至上法制/法治地位也才41篇。

那么，除了刊登宪法的条文之外，《人民日报》对哪些宪法话题做了宣传教育，这些宣传教育是怎样开展的，以及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内容和形式特征？以上是本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11] 参见焦洪昌：《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新时代宪法宣传教育的关键》，辑录于韩大元、焦洪昌等：《法治中国建设六人谈》，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11-12页。

又如，针对宪法序言主要是叙述性的因而没有法律效力的误解，刊发了记者专访《宪法序言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原所长李林》[2018-03-09（14）]。[42] 《人民日报》第一篇刊文标题含宪制的是《中方对港督宪制方案深感忧虑》[1992-10-09（04）]。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今后应多发掘宣传党委依宪决策、人大依宪立法、政府依宪施政、法院依宪说理[68]、群众依宪自治等实践及其理论，使宪法精神和宪法权威深入人心。[2017-10-29（01）]在宪法宣传教育上，相关领导干部需要通过理论文章向社会传递正确认识我国宪法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

秦川当日致信作自我批评。[29]我国有句俗话：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59] 例如，皮纯协先生作了第五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82-12-23（05）]、第三十八讲《设立审计机关的意义》[1983-02-03（05）]。2016年出台《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例如，记者杜若原采写《周叶中：让宪法走进生活》[2003-11-13（05）]，讲述当时杰出中青年宪法学者的代表周叶中教授为宪法宣传教育所作的重要贡献，文中引用周叶中的名言：干部学法，最重要的是学宪法。[36]所以，《人民日报》对宪法的报道和解读必然首先从政治上用力，从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上着眼。

[48] 参见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7页。[39] 可参见翟国强：《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105-120页。

[4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44-59页。

[1992-12-05（03）]胡锦涛在纪念宪法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先指出宪法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注意力分配理论表明，上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将对下级组织和官员的行为产生强大的激励。而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主流观念长期以来认为违宪是天大的事儿，[53]正式作出违宪结论慎之又慎。例如，就我国而言，宪法解释是否包括事实上/实质性的宪法解释，以及这种形式的释宪是否发挥着回应涉宪关切的作用？[47]又如，我国尚无以专门名称的文件形式作出宪法解释（抽象解释），这主要是因为缺乏释宪的具体操作程序，[48]还是因为我国宪法制度决定了宪法解释是依附于合宪性审查的工作而非独立工作，以隐性（附随性）而非显性（专门性）的形式出现的具体解释，而难以出现抽象的宪法解释？[49]4.我国宪法实施机制及其观念演进一些特定题材和观点的宣教文章，反映了那个时期有关主体参与宪法建设、促进宪法实施的探索实践，带着时代的烙印。

[52]虽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同志曾提出：对违宪违法的典型案件，经过调查核实，有的可以通过舆论工具公之于众。而特定年份、月份发文频率保持相同规律则体现宪法建设重大举措的新闻时效性。

其二，以理论文章为途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开展专题性的宣教。[11]范进学教授提出从内心情感、外在仪式、权利保障、法治教育等维度促使公民树立宪法信仰。

形式是指独立于文本内容而存在的结构化程度较高的外部要素，例如文件的生成时间、制发主体、主题词（关键词）、报刊开设的版类和栏目等，这些要素都具有形式性，如果对大量文本的这些外部要素进行考察，就可得到一些规律性现象和结论。宪法宣传教育固然不必天天讲，但可月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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